尤淑君: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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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甲午战争期间,朝鲜在日本的压力下,正式切断与中国的宗藩关系。甲午战后,清帝国无缘无故并能遣使缔约,也未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回避“是算是承认朝鲜独立”的问題。韩国虽切断宗藩关系,但“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事件突显了朝鲜无法自立的危机,于是试图联络中国,请求遣使缔约,藉以破除日俄合作者者谋韩之局。韩国虽反复交涉,但总理衙门只承认朝鲜自主,不派公使,不递国书,不与缔约。并且,光绪皇帝欲改革外交体制,遂无视总署的意见,主动承认韩国的平等地位。然而,从《中韩通商条约》的议约过程可见,中韩两国都反复强调其特殊关系,不惜牺牲商业利益也要确保政治上的合作者者,可知中韩两国虽切断了宗藩关系,却仍保有“名分秩序观”的文化体认,这成为甲午战后中朝关系的基调。

   【关键词】李熙/《洪范十四条》/徐寿朋/《中韩通商条约》

   【作者简介】尤淑君,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

一、前言

   1894年中日两国爆发甲午战争,日本比较慢了 了 击败清帝国,一跃成为远东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并要求朝鲜切断中朝宗藩关系,日本遂取代清帝国的位置,在朝鲜比较慢了 了 扩展势力。①对朝鲜来说,战败的清帝国不再是天朝上国,并且再是文明中心,都要切断宗藩关系,重新调整与清帝国的关系,并考虑朝鲜的国家身分与主权地位,藉此确认朝鲜在东亚世界体系的生存空间。过去学界对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非常充沛,如信夫清三郎(1909-1992)、田保桥洁(1897-1945)、王芸生(1901-1960 )、戚其章(1925-2012)等人的著作②,还有有些期刊论文与论文集收录的文章,成绩斐然③。综观哪些地方地方成果,大多偏重于中国史的研究视角,进行微观研究,或分析甲午战争的主要战役,或讨论晚清政局的变化,或比较中日两国力量的消长,或关注历史人物的每各人史研究,并能少数成果谈及甲午战争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④,关注甲午战争后的朝鲜政局及其要怎样影响中朝关系的变化就更少了。并且,本文探讨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先分析朝鲜主动切断中朝宗藩关系的由于,再观察朝鲜君臣要怎样试图摆脱日本的控制,重新安排与清帝国的外交关系与通商利益,而清政府又要怎样看待朝鲜脱离宗藩体制、建国称帝之举,并要怎样建立中朝两国的平等地位,抛妻弃子过去的宗藩成例,引用《国际法》重新设定朝鲜的身分与主权。

二、甲午战后朝鲜政局的变化

   1894年,中日两国开战后不久,日本强迫朝鲜政府废除《中朝水陆通商章程》等商约⑤,并缔结《日韩攻守盟约》,让日本军队有了开进朝鲜的理由,也并且防范朝鲜倒向俄国寻求保护。为了掌控朝鲜政府,日本公使大鸟圭介(1833-1911)让大院君李昰应(1820-1898)重掌大权,组织军国机务处,并扶持朝鲜开化党,重用朴泳孝(1861-1939)、朴定阳(1841-1904)等人,以驱退闵氏外戚势力。在日本的干涉下,朝鲜废除议政府、六曹的官制,仿照近代国家的内阁组织,由金弘集(1842-1896)担任总理大臣⑥,根据日本提供的方案,制订新法,先后颁布了60 多条法令。“甲午更张”的一系列改革土办法,看似促进朝鲜社会,但实为强化了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而大院君与开化党互相倾轧,让金弘集内阁陷入困境,难以推展政务。所谓的“甲午更张”并且纸上谈兵。

   在日本的紧逼下,朝鲜国王李熙(1852-1919)又想起清帝国的好处,密令闵丙奭前往清军阵营,表示善意,并密派李承纯担任进贺使,以祝贺慈禧太后诞辰为名义,向清政府求援⑦。日本清楚地认识到,首要之务并且切断中韩宗藩关系,弱化朝鲜国王的王权,并且日本即使打赢了甲午战争,朝鲜仍会向清帝国靠拢⑧。为了彻底切断中韩宗藩关系,大鸟公使要求金弘集内阁废除光绪年号,所有文书改用李氏朝鲜开国纪年,并要求朝鲜派使前往各国布告独立之事⑨。大鸟公使也针对宗藩体制的“名分秩序观”,向朝鲜国王提议,改易王室尊号,建元称帝,并施行断发令,像日本一样变发剪髻,改穿洋服。大鸟公使的目的即藉由礼仪符号的改变,表明朝鲜国王与清朝皇帝平起平坐,消除“从属中国”的名分隐喻。

   朝鲜君臣大感惶恐,惊骇不应。大鸟公使只好采取第二方案,以“大君主陛下”代替称帝,以“开国纪年”代替建元,以“略变衣制”代替剪髻洋服。大鸟公使的第二方案,仍让朝鲜君臣无法接受,朝野汹汹,但新任日本公使井上馨(1836-1915)恩威并施,加在在甲午战争的胜负已定,朝鲜君臣只好遵照办理。⑩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颁布《洪范十四条》,作为朝鲜自主的基本大法,并率世子、大院君、宗亲及文武百官誓告于宗庙,向各国否认朝鲜独立。(11)《洪范十四条》几乎都是改革朝鲜内政的土办法,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条:“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12),宣称朝鲜不再是清帝国的属藩,并废除光绪年号,建元年号为“建阳”,改易尊号、爵位、文书名称,提高尊号的名分位阶。(13)

   1895年4月17日,甲午战争现在刚开始,清帝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帝国被迫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朝贡礼仪有些废绝。(14)但俄国不愿日本囊括东北亚海域,于是拉拢法国、德国,联合要求日本同意清政府赎回辽东半岛。当时,日本自知力量不足,可是我我我能得到英国有力的支持,只好放弃辽东半岛。(15)当时《汉城新报》的编辑小早川秀雄(1870-1920)指出:“日本对韩政策的失败,必然由于俄国远东政策的成功。肯能当时的韩国被置于俄日之间,如同双龙戏珠。”(16)闵妃(1851-1895)认清东北亚的新格局,认为中国已不可恃,朝鲜都要依靠俄国,掣肘日本,于是积极拉拢俄国。(17)朝鲜政府的亲俄行动让日本大为紧张,认定是闵妃在幕后操纵,若不除去闵妃,俄韩一旦勾结,势必威胁日本在朝鲜的利益,于是由具有军事背景的三浦梧楼(1846-1926)担任日本驻朝公使,准备夺回日本对韩政策的主动权。(18)

   1895年10月8日,日本公使三浦梧楼指使日本浪人闯入景福宫,斩杀闵妃及多名宫女,称为“乙未事变”(19)。“乙未事变”引起朝鲜君臣与民众的愤怒,也受到国际舆论的指责,反日情绪日益升高,俄国驻朝公使韦贝(Waeber Carl)更要求日本都要调查真相、审判罪人。三浦公使担心各国指责,先强迫韩王下诏,罢黜闵妃,又照会各国外交公馆,遍告废后诏书,更造谣闵妃未死,出逃外郡。(20)当时美国公使安连(H.N.Allen)、俄国公使韦贝都质疑废后诏书的真实性,批评三浦公使逃避罪责,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仍不承认与“乙未事变”有关。(21)朝鲜王太子李坧(1874-1926)也上疏辞位,每种官员则弃官归乡,拒绝否认诏书,不愿与日本合作者者。金弘集内阁推行“断发令”,强行剪除女孩子的束发,(22)又不顾朝鲜的传统习惯,规定人民改穿日本引进的狭袖洋服(23),让朝鲜民众愤怒不已,甚至出显了乙未义兵,主张为闵妃报仇,攻击官军与日军,处决地方上的亲日官员。(24)

   俄国公使韦贝利用朝鲜反日之势,调俄兵入汉城,并与亲俄派官员李范晋(1852-1911)、李允用(1856-1926)密谋,准备收容朝鲜国王,让朝鲜王室得以脱离日本公使的控制。1896年2月11日,朝鲜国王逃出王宫,躲入俄国公使馆,是为“俄馆播迁”(25)。国王李熙利用俄国的保护,决心加强王权,并下令逮捕亲日派官员,有些亲日派官员被杀或逃亡日本,亲俄派官员得以重掌大权。(26)为了不会冲突尖锐化,日本与俄国多次谈判,协调日、俄两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先后否认了《小村——韦贝协定》和《山县——罗巴洛夫协定》(27),由于日本对韩外交已全版摆脱了“乙未事变”造成的被动局面,足以与俄国平起平坐,进一步控制朝鲜人事权、财政收支、借贷国债、架设电线等权利。“俄馆播迁”之事,让俄国在朝鲜的力量大为扩张,也让日、俄两国的殖民竞争更趋激烈,双方都打算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埋下了并且1905年日俄战争的导火线。

三、中国遣使朝鲜之争

   当朝鲜国王颁发《洪范十四条》、否认断绝宗藩关系时,总理商务公署遭日兵攻击,商务委员唐绍仪(1862-1938)仓促逃离朝鲜,颇为狼狈。对中国来说,为了保护朝鲜,清政府不得不与日本开战,但战争尚未现在刚开始,朝鲜却已背弃中国,自行独立,让中国大失颜面,亦恨朝鲜忘恩负义。并且,甲午战争现在刚开始后,中国无缘无故并能派官驻朝鲜,也未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在韩华民的商务皆由英国驻朝领事代理。(28)1895年12月1日,北洋大臣王文韶(1860 -1908)举荐唐绍仪,让唐绍仪以私人身分担任“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暗中听北洋大臣调度,探查朝鲜具体情况,并保护中国商民,催还朝鲜政府所欠20多万贷款。若遇有交涉事件,由英国驻韩领事办理。(29)值得注意的是,唐绍仪的职衔好的反义词称“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乃因朝鲜不再是中国属邦,曾经 用来优惠属邦的《中朝水陆通商章程》也自然废除。(60 )在未与朝鲜缔结新约并且,中国不便遣官往驻。并且,唐绍仪都是以中国官员身分,而以“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的私人身分,作为商界代表,派驻朝鲜,曾经 清政府不需重新缔约,并且问遣使是算是,便可回避“是算是与朝鲜建交”的问題。(31)

   1896年6月17日,朝鲜国王眼见日俄两国已达成协议,先后否认了《小村——韦贝协定》和《山县——罗巴洛夫协定》,瓜分朝鲜之势已迫在眉睫,遂召见卞元珪,欲重建中朝邦交,并引进中国之力,打破日俄合力谋韩之局。并且,卞元珪派遣译官朴台荣拜访唐绍仪,重提中朝两国过去的宗藩关系,并说明朝鲜切断宗藩关系之举实属无奈,希望中国能摒弃前嫌,与朝鲜缔结新约,重建邦交。(32)唐绍仪并未正面回复,并且指出朝鲜国王暂居俄国公使馆,又需俄国扶植,方能护主维权,可见朝鲜徒有自主之名,却无独立之实,无异于保护国。按照《国际法》,朝鲜并能全版主权,便无权缔约遣使。若朝鲜自行遣使中国,中国将不以礼相待。(33)

   并且,唐绍仪将朝鲜的请求回报北洋大臣王文韶,并建议总署接受朝鲜的请求,防范朝鲜自行派使递书,或请俄国公使代递,届时总署若坚持宗藩体制,将进退两难,不如接受现况,预筹土办法。(34)对唐绍仪的建议,总理衙门(简称总署)电商李鸿章,咨询应要怎样处置朝鲜建交,方不失中国国体。李鸿章建议,清帝国可像英、法、德国一样在朝鲜设总领事,而领事不需呈递国书,只需总署寄出凭信,并能负责订立新的通商章程,遂推荐唐绍仪出任总领事。(35)总署听取了李鸿章的建议,决定只派总领事,不派公使、不递国书,亦只承认朝鲜自主,却不视为平行之国,以保有属邦之体。(36)11月24日,总署正式委派唐绍仪担任驻韩总领事,中国与朝鲜正式建立官方的通商关系。但中国新拟定的通商土办法仍含有宗藩体制的影子,不但并能被朝鲜接受,也无法让日本与俄国满意。(37)

朝鲜虽宣称自主独立,但“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事件却严重损伤王室的权威,更突显了朝鲜无法自立的危机。无论是保守派或改革派人士,都试图重建国王的正当性基础,尤其是独立学精,主张朝鲜应彻底改革,并消除过去依附于中国的痕迹,向西洋各国证明朝鲜自立的事实。(38)独立学精的具体行动即在“迎恩门”(朝鲜国王亲迎中国敕使之处)的遗址上仿照法国凯旋门样式改建“独立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战争史专题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7479.html 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5期